機遇？風險！

一場提前知道結局的賭博

進入門檻雖低，但是運營成本卻很高昂。最初的網貸平臺吸金依靠的唯有高回報，零風險。按照銀貸通控制人聶存良的說法，平臺第一個月吸金高達一個億，但是給出的回報年利達到60%，實在難以為繼，此后不得不降低回報率，但年利率也在30%左右。

早前深圳市公安局通報各類網貸平臺涉刑事犯罪案時，往往提醒市民，警惕凡是年利率超過20%的平臺，往往會涉及到詐騙，風險極高。顯然，無論是60%還是30%的年利率，都已經遠超警戒線。

而平臺承諾的所謂零風險，則是平臺宣稱由擔保公司進行擔保，保證投資人本金安全，在平臺出現兌付危機時，由擔保公司予以兌現。不過，實際運作中，如果擔保公司與平臺系關聯方，一旦平臺兌付困難，意味著擔保方同樣彈盡糧絕。

熱鬧的網貸行業，所有人都將其視作機遇，至于每個人的結局，則好像全憑運氣。實際上，投資人并非不知道風險。一名投資人就告訴南都記者，高回報意味著高風險，但是賭的就是平臺一時不會跑路，相信平臺跑路之前他們可以先行撤出。市場上也有投資人專門投資這類新平臺，賺完快錢，就撤資走人，絕不戀戰。

但是這同樣有風險，根據以往媒體披露的案例來看，有的平臺上線兩三天即卷款跑路，可謂防不勝防。

當平臺出現兌付危機之后，投資者的態度也各不一樣。他們有著共同的訴求，就是要追回欠款，但是手法各異。

一名投資者告訴南都記者，出現兌付危機后，基本都是分為兩派，一派寄希望于老板能籌措資金私下解決，另一派則通過法律訴訟凍結資產或者刑事報案嘗試追回損失。

從郭金霖和聶存良案來看，平臺出現兌付危機之后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，他們均處于四處籌措資金盤活資產，試圖補救窟窿。

郭金霖曾在法庭上略有不甘地表示，被抓時，還在與人洽談出售股權事宜。但實際上給郭金霖解決問題的時間并不算短，他比其他同案落網的時間要延后半年。直到辭去湖南省人大代表身份后，才于今年1月1日被福田警方刑事拘留。

聶存良同樣如此，警方早于2015年1月就予以立案，最初亦沒有對聶存良采取刑事強制措施。聶存良也積極配合調查，做了筆錄，四處籌措資金，填補了一部分窟窿。

公開的信息顯示，聶存良至少在2015年五六月期間都在國內活動，但此后沒有公開露面的消息，投資人發現其失聯。警方在同年7月將聶存良控制的網貸平臺法定代表人張勇予以刑事拘留。

聶存良通過逃跑，暫時躲過牢獄之災，但尚處于被警方通緝狀態。網絡上有稱他跑到了加拿大，也有說法是跑到了新加坡。他逃跑之后，銀貸通平臺尚有1.4億未被歸還，警方凍結的有關資金僅有10萬多元，房產倒是有26處。

一些運營人員也獲利頗豐。聶存良在供述中顯示，聘用的運營總監鄒小鳳，每月業務提成費用就高達80萬元左右。鄒小鳳在該平臺停留了幾個月，即宣告離職，未被追究刑事責任，從“銀貸通”案件中全身而退。

這一平臺目前唯一被抓獲的則是法定代表人張勇。這名法定代表人在法庭上喊冤，他長期跟隨聶存良，做的是后勤工作。他認為每月僅領取幾千元工資，只是后期參與網貸平臺考勤等行政管理，不應承擔過重的刑事責任。他在法庭上涕淚橫流，稱被投資者跟蹤、威脅，但還是表示理解投資人的心情。一些投資人對此不滿，認為聶存良跑路，留下人來背黑鍋。

但是郭金霖及他的下屬則沒有這么好運，參與策劃以及運營網貸平臺百信財富的共計8人均被警方抓獲，指控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以及集資詐騙等罪名，目前案件尚在審理之中。郭金霖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，稱他屢屢創業失敗，但是屢敗屢戰。只是這一次尚不知能否再戰。

告別野蠻生長

“規范整治”正成為監管主旋律

浙江大學互聯網金融研究院最新發布報告顯示，截至2016年一季度，全國問題網貸平臺數1717家，占平臺總量的50 .2%，首次超過正常運營網貸平臺數量，凸顯網貸風險加速暴露，行業洗牌加劇。

根據他們的統計，今年一季度全國網貸平臺總量延續去年的收縮趨勢，總量相比去年底增長2 .7%，近乎停滯。其中，正常運營平臺共有1705家，相比去年底減少37家，而出現提現困難、停業清盤、跑路等非正常運營現象的問題平臺數量一季度增加了126家。

從地域分布看，一季度問題網貸平臺數量最多的省份為廣東和山東，各有超300家，而問題平臺在全省總平臺數占比最高的省份為吉林、山東和海南，其中吉林網貸平臺問題率達80%，較去年底上升20%.

網貸之家的統計顯示，截至今年4月，廣東運營中的網貸平臺有432家，當月的問題平臺有20家。

前述報告分析認為，當前我國網貸行業發展總體降溫，正常運營平臺數、參與人數、交易金額已呈現下滑態勢，顯示出行業洗牌正在提速。而一季度出現多家網貸平臺主動選擇退出或并購整合，成為行業朝向有序發展的積極開端，也顯示網貸行業規范發展機遇與挑戰并存。

目前，在監管層面，也已經從原來打著“新業態”無人管理的局面，到形成一些監管共識。2014年4月，國務院處置非法集資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主任劉張君指出，網貸涉嫌非法資金的主要三種情況，一是設資金池，二是未盡到借款人身份真實性的核查義務，三是發布虛假的高利貸借款標的。

被成為網貸之城的深圳，警方在去年借助于專項行動查處多家涉罪網貸平臺，發現虛構借款項目自融資金、歸集資金設資金池、提供擔保、占用投資者資金等觸及紅線的行為十分突出。

今年4月，網上開始流傳一份深圳福田某派出所的表格，顯示出當地警方正在摸底網貸企業，被認為有加強監管之意。

與媒體大勢披露這一消息相比，深圳警方一直保持低調，既未肯定也未否認。深圳警方一名工作人員表示，網貸行業亟需要的是法律規范行業自治，僅僅依靠警方事后的打擊，難以保證整個行業有有序發展。

一名從業人士還認為，經歷2012年以來網貸行業的瘋狂之后，投資者也開始進入理性，從以往追著高回報，開始結合平臺的運營時間等因素來綜合判斷風險。

而網貸行業本身也有差異化發展，一些網貸公司主要針對私人企業的小額貸款，一些則是出于對產業的熟悉做供應鏈貸款等等，以控制風險。

利率也逐步回落到正常區間。根據第一網貸的統計顯示，今年一季度年利率18%以上僅占成交額1 .08%.其中10%以內的占總成交額56.81%.對比2015年全年的數據，10%以內的僅占總成交額36.06%，超過24%的占成交額的2.61%.這都顯示出利率正在回落到合理區間。

前述浙江大學互聯網金融研究院網貸研究組的分析認為，從監管來看，隨著《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(征求意見稿)》的發布、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以及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的正式成立，表明“規范整治”正成為監管主旋律，對于步入嚴冬的網貸行業來說，2016年將是告別野蠻生長、無序監管而走向規范健康的“大變局”的一年。

早前，知名的陸金所董事長計葵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：“隨著P2P市場增長放緩，該領域將出現更多整合，2000家P2P平臺將縮減至200家左右。”